争取抗日救亡的言论，一浪高过一浪。马相伯、沈钧儒、章乃器等二百八十三人联合署名发表《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》。

1935年，国难日益深重，争取抗日救亡的言论，一浪高过一浪。

5月4日，上海《新生》周刊发表易水（艾寒松）《闲话皇帝》一文。因语涉日本天皇，日方以“侮辱天皇”为借口，向国民党当局兴师问罪。国民党畏于其淫威，竟与日本沆瀣一气，查封《新生》，逮捕发行人杜重远，判刑一年两个月。酿成轰动全国的“《新生》事件”。屈膝媚日丑态令海内外所不耻。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声讨当局的运动，终以“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”撤销而平息。但至7月，国民党又修正通过限制更多、规定更严苛的《出版法》，再次激起新闻界、文化界的抗议。北平、天津、上海等地纷纷批判《出版法》。

邹韬奋办《大众生活》周刊，发表社会名流马相伯、沈钧儒、章乃器等二百八十三人联合署名的《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》，要求“人民结社、集会、言论、出版之自由”。

北平的张东荪、谢冰心、罗隆基及“对政治并无野心，但是对国事不能不问”的梁实秋，共同创办《自由评论》周刊。梁实秋发表《算旧账与新开张》一文，其中说：

国民党自执政以来，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惑不安者，即是其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，且其设计之工、推行之广、手段之严，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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